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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勇:创新人才要有创造性 敢于挑战权威

来源:人民政协网 发布:2018-04-20 浏览:89

        杨华勇,全国政协委员,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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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得住寂寞

        10多年前,隧道掘进装备是“洋盾构”(盾构隧道掘进机,简称盾构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工程机械,具有开挖切削土体、输送土碴、拼装隧道衬砌、测量导向纠偏等功能)的天下,中国企业仅仅是“加工装配队”和“施工队”的角色。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掌握着盾构的核心技术,在我国市场赚取高额利润,而我国重大工程的建设也因此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带领他的科研团队走上了国产盾构的自主研制之路。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流体传动与控制领域专家杨华勇教授。

从中学时代,杨华勇开始喜欢理科。当时能看到的书很少,但一本《居里夫人传》深深影响了他。“对于未知世界,应该去探索去发现。”杨华勇说。

1978年,杨华勇考入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1988年获英国巴斯(Bath)大学博士学位。“当时回国应浙江大学路甬祥校长邀请,到杭州协助举办第二届学科国际会议,他多次跟我谈到国内的情况,并希望我能提前回国到浙大工作。我想学成迟早总要回国的,学科在浙大的发展势头这么好,为什么一定非要漂在国外做博士后呢,于是,很快答应了。”回到浙大,杨华勇师从路甬祥校长做博士后,之后就一直在浙大未离开。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还买不起一手盾构机,市面上有的都是国外的二手盾构机。广州建设一号线地铁时,用的是日本的盾构机,当时对方报价8800万元人民币施工一公里隧道,工程结束后,他们赠送了两台盾构机,但由于广州地质条件复杂,用这两台盾构机出了一些问题。而随后登陆广州的德国盾构机一路北上、一路涨价,包括地铁在内的隧道现代化施工很是受制于人。由此,研发中国自己的盾构核心技术在多方呼吁下被列入国家计划,杨华勇也成为国家“863计划”中的一员。

        从2000年起,杨华勇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国家盾构机的论证和研究,但在研发初期遇到了重重困难。“首先遭到了国内业内专家的反对,因为他们看到的、使用的都是国外做了几十年的装备,做机械与工程机械行业的专家也都不相信中国短期能自己做出盾构机来。关键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封锁盾构核心技术,目的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碰这些核心技术。为此我们坐了多年的冷板凳。”

        对于这段研发经验,杨华勇最大的感触是,无论是科研还是其他工作,一要耐得住寂寞,二要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冒险。

        经过多年的基础研究积累和关键技术攻关,杨华勇和他的产学研团队围绕失稳、失效、失准三大国际难题,攻克了压力稳定性、载荷顺应性、多系统协调性等关键技术。2012年,他们凭借“盾构装备自主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项目,一举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桂冠。“我们至今为止已有超过180项发明专利了。”杨华勇说。

        “首先是对在工程领域受制于人感到不服气,敢于冒险,其次是赶上了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杨华勇说。

        2016年,杨华勇倡议并组织浙大4个学部15个院系成立“浙大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科技联盟”。如今,他带领的一支年轻科研小分队正推动一系列跨学科合作项目,以新型机电装备的研制为切入点,正在寻求为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与突破服务。

        对于这项跨界,记者有些惊讶。杨华勇却说:“我们总是关注那些能带来从无到有巨大变化的科学与技术。”

        从一开始,杨华勇对创新的追求从未改变。

未来人才要敢于挑战权威

        未来人才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杨华勇认为,要有创造性,要有敢于挑战权威的精神,但挑战权威也不是莽撞行事。

        “现在的工业生产过程分工很细,各管一段,对于工科类学生,我还是首先希望他们能了解生产的全过程,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动手能力要强;第三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在杨华勇看来,没有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不可能理解用户的需求,下种子的人不管苗长得怎样,管苗的不管结果。这样容易见树不见林。

        “比如我们做一个打印机的喷头,这个喷头是做什么的,是打印彩纸,还是打印皮肤,有些研究生并不深究,只是做一个学位课题而已。”杨华勇说,“现在的学生常常只深钻一个环节,缺乏全过程的训练,很难创新”;“因为不知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杨华勇在英国度过了4年的留学生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相比国内教育,英美教育更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现在经常闹这样的笑话,学机械的,车坏了,不敢上去琢磨,连扳手都不会用,没有实践,怎能创新创造?”

        在杨华勇看来,目前中国的课外培训机构正在“蚕食”孩子童年的幸福。“培训班基本还是题海战术,培养的是惯性思维,虽然会提高学生的解题速度,但仅仅培养了解决已有问题的能力,却不能让孩子去发现问题,培养创新思维。”杨华勇说。

        杨华勇发现,现在的家庭教育早已关注孩子成长的几乎全部细节,但多数家长唯恐孩子犯错误,家庭和学校都缺乏挫折教育。“对孩子要放手,这样他才能主动去探索,敢于挑战权威,主动创新。”

        杨华勇的大女儿当年在填报本科专业时,他希望女儿学工,但她坚持学理,父女互相说服不了对方。杨华勇就带女儿到欧洲游历,看到欧洲的建筑兼具艺术与工程的美感,女儿下定决心要学建筑。“虽然我已经是权威,但是她最喜欢挑战权威,我从来不给她设限,就得要让她自己去选择,去碰壁。”

        杨华勇碰到很多博士生,马上要毕业了,或者毕业很多年了,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依然缺乏独立思考与处理问题的能力。

        “国外教育从一开始就很注重学生社会经验的积累,如果高中或大学毕业后,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宁可休学,用半年到1年时间去旅游、做志愿者,游历世界与社会。这样的选项在绝大多数中国家长看来是不太可能想象的:起跑线都不肯输,岂能拉下这关键一步?大多是希望孩子一毕业就工作,接着买房、结婚、生孩子。这样的人生缺乏激情和理想。”

        在现实生活中,杨华勇经常把学生“赶出”实验室,去企业与工程师交流,去工地实地踏看。

        对此,杨华勇说:“我们要培养一批可以仰望星空的人,由他们去探索,做国际上从无到有的事;同时,我们在相关产业也配合企业做研发、做新技术新产品,做从有到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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